陆游在退居山阴之后即着手编订《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但仅有《新刊剑南诗稿》二十卷在他身前刊刻，《渭南文集》五十卷则是他去世十一年后的嘉定十三年(1220)，由其幼子子通在溧阳县署刊刻。子通又名子适，字怀祖，陆游第七子，其刻《渭南文集》，延请当时杭州著名刻工，用上等白棉纸精刻而成。此本现有残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卷一至二、卷五至十、卷十三至五十，凡四十六卷，保留了原刻本的大致面貌。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前有宋嘉定十三年陆子通序，时知溧阳知县也。黄丕烈旧藏。子通序日：“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乃签梓溧阳学宫，以广其传。‘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号为陆渭南。尝谓子通日：‘《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此皆子通尝有疑而请问者，故备着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事子遹谨书。”由此可知，《渭南文集》的命名、卷次、体例都是陆游身前所亲订，子通不过是根据他的遗意付诸雕版而已。
展开剩余9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渭南集》三十卷，《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日：“疑三字五字笔划相近而讹可也”，此说影响较大，但也有疑问。陈振孙与陆游生活年代相近，于嘉熙二年(1238)到临安做国子监司业，开始编撰《直斋书录解题》，断不会将陆氏文集的卷数弄错。同书所著录《剑南诗稿》、《续稿》八十七卷，一字不错，何以会将《渭南文集》五十卷误为三十卷？南宋张溟《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之陆游条说：“有《剑南诗稿》二十卷、《续稿》六十七卷、《渭南集》四十五卷行于世。”张氏《会稽续志》是在施宿等所修《嘉泰会稽志》二十卷的基础上，加以补订成书的。陆游父子曾参修《会稽志》，陆游并为之序，嘉泰元年(1201)成书。张淏《会稽续志》成书于宝庆五年(1232)，与《会稽志》相隔仅31年，而且张溴修志时人在绍兴，此时子通刊刻的《渭南文集》五十卷已行世，按理张淏不会将五十卷误作四十五卷。明万历十五年(1587)所修《绍兴府志》卷四十著录陆游的著作卷数与张淏《会稽续志》相同，当为据宋志所本。
陆游在南宋时名声显著，他的诗文集分别由其子子虞与子通刊刻后，—定会有其他刻本流传。书坊刊刻陆氏诗文集，极有可能在家刻本的基础予以删减合并，从而在南宋出现《渭南文集》五十卷、三十卷、四十五卷等多种刻本，只不过陆氏两种家刻本《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影响较大，幸有传本留存。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谓《渭南文集》三十卷本“佚久不传”，也有其合理成份。
国家图书馆藏嘉定本曾经钱谦益、黄丕烈收藏。钱谦益《绛云楼题跋》中有《渭南文集》条，日：“先辈题跋书画，多云某年月日某人观。陆放翁跋所读书，但记勘对装潢岁月，寥寥数语，亦载集中。盖古人读书多，立言慎。”…相传毛晋曾向钱氏借阅《渭南文集》，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八说：“昔绛云楼未火之先，有白发老人自称放翁，示梦于汲古毛氏，谓我有集在绛云楼，曷假之。既寤，异其梦，遂向假归，而越日火发，放翁集得免于厄。然不知为诗与文，且斯言亦不知果确否也。”此书从绛云楼散出后，又经过多人递藏，最后黄丕烈从五柳居陶琅轩购得。“纸白墨黑，如初印者然。人之疑或有之，然此书系翁子子通所刻，故游字皆缺末笔，遇宋讳或缺笔，或云某某庙讳，非宋刻而何？”后来黄丕烈在苏州玄妙观书摊买到弘治华氏铜活字本，“取对余所藏者，遇有红笔描改处，皆与活字本合，则华氏所藏本即此。以几百年为合之物，而一旦相为证明，何快乃尔。因追叙颠末，并记所闻之有关于是书者，以备后之读者览焉。嘉庆丁巳冬十月十七日雪窗漫书，读未见书斋主人黄丕烈识。”(引文同上)黄丕烈的好友顾广圻曾作《百宋一廛赋》，其中有“神子通之渭南，叶告梦之殊祥”两句，即指黄氏得到宋刻本《渭南文集》的传奇故事。黄丕烈自注说：“《渭南文集》五十卷，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前有序一首，署‘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事子通谨书’。此是家刻，故游字皆去末笔。”南宋本《渭南文集》五十卷在钱谦益、黄丕烈手中还是全的，后来几经散失，入归国家图书馆时少了四卷，缺卷三、卷四、卷十一、卷十二，成为遗憾。
就目前文献所见，《渭南文集》在元代仅有一刻。《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一著录元刻本《渭南文集》“四函二十四册，宋陆游撰。陆游字务观，山阴人，官宝章阁待制。《宋史》有传。书五十二卷，凡表状二，札子二，奏状一，启七，书一，序二，碑一，记五，杂文十，墓志、塔铭九，祭文、哀词二，天彭牡丹谱一，致语一，入蜀记六，词二。前有嘉定三年其子子通跋。游晚封渭南伯，故以名集。”此元刻本《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本，为清代藏书家揆叙所藏，每册首尾分别钤有谦牧堂藏书记白文印、谦牧堂书画记朱文印，后归清宫廷天禄琳琅藏书。元本显然是从宋嘉定本而来，从内容到编次，与宋本一脉相承，不过卷数与名目略有不同，可能是元刻本在宋本的基础上略有所增，从而多出了两卷。今遍查各种公私书目，未见此元刻本，不知还在世间否？
明代刊刻《渭南文集》的情况比较多，弘治、正德、万历、崇祯各朝都有刻印，就版本而言，主要有五十卷本与五十二卷本两种。弘治十五年(1502)，无锡人华理据嘉定本以铜活字摹刻印行，为《渭南文集》五十卷。华理(1438-1514)字汝德，锡山人(今江苏无锡)，别号梦堂，一号尚古生。善鉴别古奇器及法书名画，又多聚书，曾官至光禄署丞事。好藏书、刻书，曾用铜活字刷印过多种典籍。无锡华氏的铜活字本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华氏刊本半页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白棉纸，署“山阴陆游务观”，有吴宽《新刊渭南集序》与祝允明《书新本渭南集后》。今存有三部，分别藏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江苏武进人董康藏本，钤“南兰陵董氏诵芬室珍赏”白文印。南京图书馆藏本为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故物，《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著录，钤有“简庄艺文”、“仲鱼图像”、“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鸥寄室王氏收藏”等印。日本静嘉堂藏本乃归安皕宋楼陆氏藏书，《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十七著录，原为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旧物。陆心源去世后，由其子陆树藩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处藏书售与日人，至今成为静嘉堂文库镇馆之宝。民国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即据华氏刊本影印。
正德八年(1513)，绍兴郡守梁乔与同僚屈铨、王翰等刊刻《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本。此书二十四册，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前有汪大章序，后有梁乔序，存世较多。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集部著录：“卷首正德癸酉汪大章序，次放翁本传，次目录。文四十一卷，诗词十卷。卷中‘敦’字有注‘光宗庙讳’者。又行文涉及宋帝处，均空格。是所祖之本，犹宋椠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说：“此本文为四十二卷，诗九卷，词一卷，卷中遇宋帝提行空格，知所据亦古本。盖汪大章巡按浙江时，得省元张君直本，属郡守梁乔刻之绍兴郡斋者也。”傅氏又在《明正德本渭南文集跋》中进一步说：“此正德本为汪大章官浙江按察佥事时所刻，盖合诗文汇编以传者也。据自序言，以壬申巡行山阴，得《渭南文集》，原本多讹阙，附以手录，至不成字。乃属郡守梁君乔等为倡，正讹补缺，梓而行之。观其所言，似所据者殆合刻本、钞本而校辑以成是编也。全集五十二卷，卷一至第四十二为文，卷四十三至第五十一为诗，卷五十二为词。取汲古阁本核之，文之编次大略相同，惟此本诗只九卷，遗佚正多，殆即序中所言‘翁长于诗，而集未之备，再求善本而不可得’者也。本书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阑，篇中语涉朝廷者空一格，是其源亦出宋刻也。”《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也著录此书，为邵二云藏书。根据上述诸家著录，正德刊本去掉《入蜀记》六卷，加入诗九卷，虽然卷数与元刊本《渭南文集》相同，可知二者之间并无联系，因为元刊本有《人蜀记》六卷，无诗九卷，正德刊本与此相反，那么汪大章刻本所祖之底本会是哪种，会不会是依据弘治华氏活字本呢？傅增湘在《明正德本渭南文集跋》中说：“第余有不可解者，《渭南文集》弘治壬戌有无锡华理活字本，据言得溧阳学宫本摹而传之，其集之命名及次第皆出放翁遗意，是《渭南文集》真本断推此刻。汪氏刊此集为正德癸酉，其间相距只十一年，绍兴、梁溪地非辽阻，汪氏与张省元谋传此刻，勤加搜访，何以竟未见此华本？”可见汪大章刻此书，不是以华氏铜活字本为底本。根据上述题跋所谓“是所祖之本，犹宋椠也”、“知所据亦古本”、“是其源亦出宋刻也”诸语可知，汪大章本所选用的底本为宋本。目前仅存的宋本为嘉定五十卷本，而此本为五十二卷本，加上是诗文合编本，这样就论证了前边我们提出的设想，有可能是宋代书贾糅合陆游诗文，刊刻出其他卷数的《渭南文集》销售。如果这个推论大致不错，那么，加上《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宝庆会稽续志》等书中的记载，在南宋，起码有《渭南文集》的五十二卷、五十卷、四十五卷、三十卷本的出现，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陆放翁诗文在当时的推崇。
万历四十年(1612)，陆梦祖据正德本翻刻。此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前有万历四十年陈邦瞻序、正德八年汪大章序，后有正德八年梁乔序。各卷诗后偶有评语，据傅增湘《明万历本渭南文集跋》所考，为刘辰翁之语，编者将刘辰翁评陆游诗的评语全部收入，方便读者。正德、万历本本为一家，它们将陆游诗掺入到文集中，破坏了陆游遗意。而且，所编进文集中的诗歌仅占陆诗的极少部份，不足以反映陆诗的面貌，而且又删掉了《人蜀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本子，故此二本不为为后人所重。
崇祯年间，常熟著名藏书家毛晋根据华理铜活字本翻刻《渭南文集》五十卷，其跋曰：“放翁富于文辞，诸体具备，惜其集罕见于世。马氏《通考》载《渭南集》三十卷，今不传。迩来吴中士夫，有抄而秘其本者，亦颇无诠次。绍兴郡有刻本，去《入蜀记》，溷增诗九卷。据翁命子云：‘诗家事，不可施于文’，况十仅一二耶？既得光禄华君活字印本《渭南文集》五十卷，乃嘉定中翁幼子子通编辑成也。跋日：‘命名次第，皆出遗意’，但活板多谬多遗，因严加雠订，并付剞劂，自秋徂冬，凡六月而成。湖南毛晋记。”毛晋将收集到的陆游佚文放入《放翁逸稿》卷上，增补赋七篇，文二篇，词五首。并作《放翁逸稿跋》，其日：“《渭南文集》皆放翁未病时手自编辑者，其不入韩侂胄《园记》，亦董狐笔也。予已梓行久矣，牧斋师复出赋七篇相示，皆集中所未载。又云《阅古》、《南同》二记，虽见疵于先辈，文实可传。其饮青衣泉，独尽一瓢，且曰视道士有愧，视泉尤有愧，已面唾侂胄。至于南园之乱，惟勉以忠献事业，无谀词，无侈言，放翁未尝为韩辱也。因合镌之，并载诗余几阙，以补《渭南》之遗云。湖南毛晋识。”
毛晋(1599-1659)初名凤苞，字子九，号潜在，更名晋，字子晋，常熟人。家饶田产而醉心于藏书，约三十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高价购求宋、元刻本，藏书八万余册。叶德辉《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_》说：“明季藏书家以常熟毛晋汲古阁为最著者。当时曾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毛晋第一次将陆游的所有著述收集在一起，刊刻成《陆放翁全集》七种一百五十七卷，其中《渭南文集》五十卷、《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放翁逸稿》二卷、《老学庵笔记》十卷、《南唐书》十，八卷、《家世旧闻》一卷、《斋居纪事》一卷，为保存陆游诗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晋认为华氏铜活字本源自嘉定子通刻本，对绍兴郡所刻的五十二卷本，即汪大章、陆梦祖刻本，混入陆诗颇有微词，故他以华本为底本，重加校雠，并补录陆游佚文，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毛本一出即为定本，先后多次刷印。
明代刊刻的五十二卷本、五十卷本《渭南文集》，在清代藏书家中多有收藏。正德、万历刻五十二卷本，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一、陆心源《醑宋楼藏书志》卷八十七、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六、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八、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十二、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十、《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六、《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等书目都有记载。毛晋刻本因影响较大，在清代藏书家中就更为普遍，甚至两种刻本都有收藏的，此不一一例举。
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集部所收《渭南文集》五十卷即以毛本为底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日：“宋陆游撰。游晚封渭南伯，故以名集。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十卷。此本为毛氏汲古阁以无锡华氏活字版本重刊。凡表笺二卷，札子二卷，奏状一卷，启七卷，书一卷，序二卷，碑一卷，记五卷，杂文十卷，墓志、墓表、圹记、塔铭九卷，祭文、哀辞二卷，《天彭牡丹谱》、《致语》共为一卷，《入蜀记》六卷，词二卷，共五十卷。与陈氏所载不同。疑三字五字笔画相近而讹刻也。末有嘉定三年游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事子通跋，称‘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又述游之言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如《人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失散。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云云。则此集虽子通所刊，实游所自定也。”在光绪年间，汲古阁刻本也有翻刻本。民国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所收也为毛刻本。
综上，《渭南文集》五十卷在南宋嘉定十三年由子通在溧阳县署刊刻于学宫，此为《渭南文集》首刻本，由陆游身前编订命名。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南宋，起码出现过五十二卷、五十卷、四十五卷、三十卷本的《渭南文集》，只不过目前的实物只有五十卷本的。元代曾刊刻过《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本，未知刊刻人。明代凡四刻。弘治十五年华理用嘉定本以铜活字刊印。正德八年汪大章用另外一种古宋本刻印《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本。万历四十年陆梦祖据正德本翻刻。汪大章、陆梦祖本为诗文合刻本，混入诗九卷。崇祯间毛晋用华氏铜活字本翻刻，增补陆游佚文，首次刊刻《陆放翁全集》，对保存陆游诗文起到了作用，也成为《渭南文集》刊刻史上的定本，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王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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