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金融配资APP下载重走烽火弦歌路——一位作家对十所抗战内迁大学的追寻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重走烽火弦歌路——一位作家对十所抗战内迁大学的追寻》的报道。

这是一场持续8年的行走，和十条穿越硝烟的迁徙之路。

2017年春，四川作家聂作平踏上了寻访抗战中大学内迁之路的旅途。

此后8年，从浙江大学办学的湄潭文庙到华中大学租用的喜洲古寺，从西北联合大学翻越秦岭的旧道到复旦大学落脚的北碚村庄……他循着十所大学的内迁轨迹，重访传奇发生地，尝试以更贴近、更具体而微的当代视角，还原抗战中弦歌不辍的壮举。

近日，记录这段足迹与感悟的新书《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前，对这段历史的寻访和书写多限于单所院校的线路，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往事。像这样横跨十校的实地踏访，是第一次。

寻访的理由

出发的理由很简单：一摞老照片，一部旧日记。

2016年夏，聂作平为给央视一部关于竺可桢的纪录片撰稿，赴京拜访了年近九旬的竺可桢之子竺安。

展开剩余93%

在竺安家中，他见到几本由竺可桢拍摄的老照片，其中许多都摄于抗战年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

“这些珍贵的照片让我很受触动。”他后来回忆，和许多人一样，他早听说过这段历史，却并不清楚具体细节。

当浙大西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任校长竺可桢亲手定格的西迁往事透过黑白影像撞入眼帘，那些史料里“文军长征”的记载，骤然变得清晰而鲜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遭日军侵占，成为首所内迁的中国高校。此后十余年，日军对我国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实施了大规模的蓄意摧残。为赓续文化命脉，留存民族复兴的火种，百余所大学相继向后方转移，在世界历史上掀起一场举世罕见的高校大迁徙。

浙大西迁，是这场迁徙中动人的一笔。

那次拜访后，聂作平埋首翻阅几百万字的竺可桢日记，发现浙大从1937年被迫西迁到1946年重返杭州，流亡办学近十载，竺可桢几乎记下了每一天的天气物候、工作事务、人际往来、旅途行迹……有如一部微缩史书。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日益强烈：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

他想探访关键地点，去找找竺可桢镜头下建德的牌坊、宜山的校舍，师生们在湄潭上课的庙宇和做科研的茶场……站上当年的坐标，亲眼看看史料文献里的地方如今什么模样，再以文字重现和致敬这段历史。

2017年3月，聂作平从成都自驾前往湄潭。冒着春雨，踏入浙大曾经的校本部湄潭文庙时，他尚未料到，这趟为一篇文章开启的旅程，将在之后数年生长为对更多大学内迁之路的追寻。

位于湄潭永兴镇的浙大教授宿舍旧址。（受访者供图）

同年秋，重走浙大西迁路的文章发表于《南方周末》，读者回应如潮：有人感慨“越是艰苦的时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强的”，有人追问“苦难铸就的灵魂和精神现在还在吗？”，有人自省“自己丢了很多东西”，有人表白“我是大学生，我想把这种精神再找回来，带回来”……

这些滚烫的回响，推动聂作平继续上路。毕竟，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从来不只是某一所学校的传奇，而是山河破碎之际，中国高等教育的集体突围，成就了烽火中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观，尽最大可能保存了文化火种。其间的艰难悲壮与慷慨激昂，动人心魂，荡气回肠。

只是今天，提起这段过往，人们最熟悉的唯有西南联大。

“我想写一些同样影响深远，但人们了解不多的大学西迁故事。”聂作平生出一个愿望，“这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在国家空前的危机下，那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精神，那些大学在困境中的浴火重生，应该永远被记住。”

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大学、西北联大、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的内迁之路，先后出现在他的足下与笔下。

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他踩着内迁师生的足迹，一次次往返奔波于广袤大地，试图以行走与书写，让被时光模糊的历史重新被看见。

大地上的细节

万事万物在时间中沉淀而有历史，在空间上存在而有地理。探访历史现场，以承载记忆的地理空间作为解读历史的钥匙，是聂作平近十年来写作的特质，也是他的乐趣所在。

用聂作平自己的话说，旅行是他的工作方式，他的大半作品“既是用手写的，也是用脚写的；一半在田野上走完，一半在书斋里写成”。

这种“手脚并用”的寻访式写作，如何进行？

首先，是大量文献阅读与资料收集。为写抗战大学内迁往事，聂作平读了数百本校史、回忆录、方志、政协文史资料，还读了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

旅途中，他通过方志办等渠道搜集到少量未对外刊印的材料，又从旧书网站淘回一批历史文献，包括大学毕业生名录。借助资料，他梳理出每所大学内迁中的重要地点，手绘线路图，注明每个地点上要寻访的具体去处，如校舍旧址、宿舍故居、历史事件发生地、内迁纪念馆……抵达当地后逐一探寻，与文献记录比对印证。

各校旧址星罗棋布，且不少地方交通不便，自驾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一些地点轻易可至，但另一些却如隐雾中。

例如，浙大在广西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的旧址“标营”，具体位置众说纷纭。聂作平致电宜州区方志办，得到的答案依旧模糊。

他不甘心，一路打听数位老人，终于问到大致方位，沿一条小路驾车深入，直至尽头——眼前出现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前的石狮子曾进入竺可桢的镜头，门内杂草丛生的院子里，老树下赫然是竺可桢所立《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石碑。

“在清代，这里是军营。上世纪60年代成了部队医院。后来，医院搬走，院子从上世纪80年代就荒废了，所以很多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他至今难忘那条通往标营的小路，路两侧立着许多香蕉树与木瓜树，路尽头的往事被裹在南国特有的光影中。

每到一处，聂作平都会拍摄大量照片，对关键地点，还会以360度全景方式录制视频，力求完整呈现“环境关系”。

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比如拍标营旧址，我不会只拍大门和石碑，还要记录周边情况。”他解释，“前人写过的地方，我总想去看看现在是什么样。景观的改变、建筑的更替，都是历史变迁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细节。”他反复强调，“为什么我要去寻找这些遗迹旧址？因为那里有丰富丰满的细节。史料始终是枯燥呆板的，但历史本身很鲜活，只有到现场观察和感受，才能找到并再现这种鲜活。”

在云南大理喜洲镇，华中大学曾借作校本部的大慈寺，聂作平站在供奉孔子的奇观堂内，注视画像上的孔子，忽然觉得，华大内迁的故事就该从这间当地人称“文庙”、曾被华大改建为图书馆的殿室写起。

喜洲大慈寺内的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受访者供图）

“孔子目光忧郁。”旅途归来，他将这句话写在篇首，“目光忧郁的孔子望着庭院。空荡荡的庭院，一树木槿怒放灿烂”。

“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他问：“不到现场，我怎么会知道孔子的目光？又怎么能看到那树木槿花呢？”

华大师生栖身喜洲大慈寺八载，聂作平先后3次踏访。头回去，看到的大慈寺状若废墟，后两次再去，寺院已明显修整过，还专门设立了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

只是，3次前往，除了工作人员，他始终未遇他人，不禁感慨：在当事人和极少数打捞者之外，尘封的往事或许难免要被淡忘。

也是在喜洲，聂作平遇到一位九旬老者。年少时，老人亲眼看到华大师生在校长韦卓民的带领下西迁至此，至今记得韦校长朴素和善的模样。几十年后，他与几位同乡自发设立了华大遗址纪念场所，以最朴素的方式，纪念这段岁月。

纸面上的历史，藏着太多没被发现的细节与后续，唯有亲临现场才能捕捉；许多更深的触动，也唯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

喜洲海舌半岛，曾是华大生物系师生研究洱海的取水地。80多年后，聂作平望着前来拍照打卡的年轻游客，感到时空在此折叠，眼前的热闹重叠着另一群年轻人的身影——同样风华正茂的他们“跋涉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在同样的苍山之下，洱海之滨，度过了迥然不同的青春岁月”。

对聂作平而言，这样的寻访数不胜数。那些山川与城镇，道路与建筑、路牌与老树；那些味道与声音、邂逅与发现、回忆与遗忘……

车轮滚滚向前，驶过一个个被标出的地点，散落在大地上的细节被一片片拾起，故纸堆里的地名和记载，便也苏醒于脚下真实的路途与眼前真实的山河。

绝境中的日常

广泛寻访，令聂作平得以更清晰地感知各内迁大学间的异同。

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学校风格各异、境遇有别，但都在战火与困厄中表现出同一种不屈的姿态：“一种向死而生的韧性与狠劲。”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目睹日机轰炸南京的校园，指着炸弹坑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此后，中大师生由南京西迁重庆，连农学院用于实验的良种家畜家禽也绝不留给日寇，跋涉千里，一并迁走，创造了大学内迁中“鸡犬不留”的壮举。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8年，是学校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却也是发展迅速、硕果连连的时期：搭建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诞生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张居正大传》，在世界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发表多篇论文……

武大学生陆秀丽（右）、唐良桐（左）在乘“民贵”轮入川途中。她们面容沉静，实际却是遭逢战乱的学生，为继续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异乡。受访者供图

英国学者李约瑟1943年赴乐山访问后，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提到中国武大，感叹“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这类危急存亡中逆势崛起的例子，在内迁大学里比比皆是：浙大经历炮火洗礼，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发展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厦大在抗战中成长为“南方之强”；同济大学战前以医科和工科著称，战后迅速发展为具有医、工、理、法、文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无论怎样严酷的处境，都无法撼动中国大学向前的脚步。越是困苦，笔耕越是不辍；越是艰辛，书声越是琅琅。

陕西城固的七星寺，是西北联大五校中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落脚处。校舍逼仄，夜里自修的学生分成前半夜“开早车”、后半夜“开晚车”的两拨。有上下铺室友因自修“班次”错开，整整一年没好好打过照面，直到二年级换校区后才在闲聊中相认。

因为这些奋发苦读的学生，七星寺的灯光烛火经年累月彻夜不熄，成就了“七星灯火”的佳话。

这燃烧的灯火并非孤例：中央大学让“沙坪学灯”成为重庆著名的“陪都八景”之一；辗转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每日黄昏都有手持油灯的学子排成长队，等候工人灌注灯油，带回宿舍，学到油尽灯灭……

聂作平时常感叹：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一路走来，他边寻觅答案，边将历史的印记与当下风景一并收入行囊。

寻访中，另一点令他肃然起敬的，是笔下这群师生战乱中寄身异乡，却始终不改的乐观昂扬。

浙大教授、数学家苏步青在湄潭时生活拮据，上课之余开荒种菜卖菜，自谓“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这般困窘时日里，他与钱宝琮等喜爱古体诗的教授同好还发起成立了诗社“湄江吟社”，旨在“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9位寄居黔北的数学家、文学家、化学家、农学家、教育学家……一年内聚会8次，在农场、茶场、湄江边上创作诗词258首。

在李庄，同济大学土木系学生俞载道与同学组建起男声合唱队，为校园婚礼献唱《婚礼进行曲》。他们还成立篮球队，省吃俭用，到重庆找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比赛。

“再艰难，也有生的乐趣。”聂作平把这些常被视作历史“边角料”的逸事拢于笔下，让连天烽火中这群读书人的精神轮廓更为凸显。

他们气宇轩昂的风采气度，在他观察各校老照片时一再得到印证：“无论哪所大学的师生，从神情上，你看不出他们正身处乱世，生活极度艰苦。他们脸上没有萎靡之气，反而很从容、有朝气，有种意气风发的向上的气质。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聂作平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师生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厦大学生潘懋元入学后第一次听校长萨本栋讲话，就是斩钉截铁的宣告：“我们中国抗战必成，抗战一定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战后建设国家的人才。”

“将士以勇于战阵为救国，官吏以忠于服务为救国，学校以瘁于研学为救国。”怀着这一信念，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大学非但未被战争击垮，还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从战前的108所增至141所，在校生从4万余人增至8万余人。从中走出的万千才俊，投身民族解放与复兴事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翘楚，以学识与担当兑现了为救国而读书的誓言。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聂作平不但刻画了竺可桢、王星拱、韦卓民、萨本栋、臧启芳、罗家伦等率领大学内迁壮大，为此殚精竭虑、厥功至伟的校长群像，也记录了众多普通师生鲜为人知的际遇与日常。

以内迁之路极为波折的同济大学为例，聂作平用纪增觉、徐为康、傅信祁、俞载道、曾昭耆5个助教、学生的经历，串起同济6次迁徙与重返上海的全程。

他不厌其烦地写他们翻过的山、渡过的河，写他们如何骑车、坐船、搭车、步行，写他们的行李内容、住宿饮食、沿途遭遇……他也细致描摹了他们颠沛流离中的牵挂、忧愤、踌躇与坚韧。

“比起大人物，小人物的生活才最具代表性。”他尽力还原“小人物”具体生活的肌理，“只有知道更多生活细节，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一再强调细节的重要，因为我相信，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

所有雄壮的故事，都由具体的人、具体的地方、具体的生活融汇而成，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坚守的总和。

延续的文脉

为了解聂作平的寻访方式，6月末，记者随他探访了古蜀道上的几处地标，亲眼见到他如何细致地拍摄“环境关系”，一次次指着路边不起眼的石碑、墙上的告示、桥亭上的彩绘，重复那句：“这都是细节。”

在“川陕咽喉”大散关，望着山壁上“铁马秋风”四个红色大字，他谈起巡视过此地的爱国诗人陆游及其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西北联大和东北大学的师生都曾在西迁中翻越秦岭、途经此处。写他们的内迁之路时，聂作平很自然地提到了陆游。

他喜欢在同一个地方串联古今，写下交错相连的文脉。写厦大在长汀的礼堂“大成殿”，他会提一句这是朱熹、辛弃疾、纪晓岚讲过学的地方；写浙大暂居吉安白鹭洲，他会顺带说吉安是文天祥老家，这位状元郎正是从白鹭洲书院走出来的；东北大学落脚三台，他讲杜甫也曾客居于此，东大借用的部分校舍相传是其草堂旧址，杜甫还在三台写下了那首令东大学子触景生情、心生向往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他看见不同时代行者的背影，也看到作为后来者的自己。一代代人的跋涉，都回应着前人的足音，山河万里，从未沉寂。他感到“吾道不孤”——“向前看，先贤在那里”。

除了寻访大学，近些年，聂作平还同时推进着多个寻访写作项目，包括杜甫、李商隐等古代诗人的人生地理，《寻秦记》等春秋诸国系列。

他总结，这些写作归根结底都是在道路上寻找文脉。以寻访内迁大学来说，“写的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传承”。

有条件时，他会带儿子一同寻访，希望儿子从小记住那些“可风可颂，可叹可泣的先人”。

2017年重走浙大西迁路时，儿子刚满5岁，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在湄潭昔年的茶场、今日的景区，聂作平清楚记得：“那天下着雨，整个景区只有我们一家人。我牵着儿子，沿着观光小火车的铁轨一直走，好像一直走下去，就会遇见当年那些在这里做研究、指导茶农种茶的师生。”

到他写完这本书，儿子已经是初中生了。去年清明，父子俩一起去陕西古路坝寻找西北联大旧址，看到一片断壁残垣，“天也下着雨，我把车停在那里，四周没有人，就听到山谷里杜鹃鸟啼叫的回声”。

聂作平说，在变化不大的旧址，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又快又慢，仿佛先人刚刚离开；而在时过境迁的旧址，“你会感到忧伤，同时引发对当下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走完、写完十所大学内迁的故事，他感到，过去作为知识了解的历史，由平面变得立体；而这段历史中沉淀的精神，在今天依旧能予人力量。

“还有好多学校可以写，至少可以再写十所。”他决定继续走下去、写下去，让这本书成为一个起点，而非终点。

他清楚自己走不完所有的路，写不完所有大学的故事，但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去走、去看、去写、去读，那不辍的弦歌便永不会消散。

6月初，完成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序言时，聂作平这样写道：

“纵然光阴无情，过尽千帆，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融入后来者的灵魂。